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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商周时期一个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古老方国，但它和文献中的杞、纪、莱诸国各为独立族邦，没有等同关系，不可混为一谈。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其确切地望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族与燕侯有主从关系，实为燕国的附庸。两周之际，国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而非莒县北部。虽然前后两个国在时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同为侯爵，并与周王室保持婚姻关系，若非同一邦族，绝无如此巧合。周朝经略北土，对于国族众，采取承认爵秩、实行 、屡加奖赏等多种安抚措施，有效地增强了族对周王朝的向心力，使之成为归服于周并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国臣服周王朝后，与周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对于维护周人在北土、东土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 早可追溯至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51年正式成立群众工作部，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在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发展 会教育工作的回顾，从中探寻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些规律。先秦货币中的铭文涉及到了上古时期4余个地名，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货币上的铭文不一定是其铸造地。不仅如此，先秦货币地名中还普遍存在着仿铸、"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等现象。本文通过考古出土材料印证了上述观点，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手工业作坊遗址，是古代遗址的主要类型之一。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内容的作坊遗址考古，既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手工业考古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遗址的认定、考古发掘、作坊遗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物质材料、生产方式、商品属性、产品、创作者与社会文化情境等多种力量共同成就了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线"与"线性"艺术的产生、发展和 终风貌的形成。本文对绘制民窑青花所使用的物质媒材(包括青花笔、青花料、泥坯、釉和器型)进行研究，并分析它们在其线条艺术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自196年代以来，文化商品化与时尚化、越来越向"服务业"靠拢的艺术家、近似大型综艺演出的复合式作品，以及艺术、设计、时尚与建筑合体混搭等当代艺术愈演愈烈的特质，使当代艺术经由消费实践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然而，当欧美当代艺术馆一方面因应上述趋势而挪用"体验经济"的概念，同时却坚持艺术作品的独一性与真实性之时， 当代艺术馆在艺术逻辑与商业逻辑之间的融合和冲突上却显得动向不明。本文论述了"超文化工业"，并以法国两个当代艺术馆为案例，彰显当代艺术馆扮演着使我们未来生活产生质变的重要角色。西汉时期邯郸位列"五都"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居延汉简编号26.29记载的"邯郸铫"，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邯郸铸铜业的发达。结合其他出土青铜器分析，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一个从以为主到以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南京城南颜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书瓷器总计92件。迄今为止，在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墨书瓷器数量 多、 为重要的地点，可以推考为六朝时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航。根据层位关系以及器物的造型、装饰特点等，这批墨书瓷器分属孙吴西晋、东晋、南朝三个时期。其器类仅见钵、盏、盘，墨书 少者只有1字， 多达4余字，一般书写于外底露胎处。其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所见书体不一，反映了当时都城普通民众书法之面貌。墨书内容大体可分6类：姓名类、器名类、器物用途类、吉语类、符号类、记事类，其中以标明器物所属关系占大宗，目的是为了将容易混淆的个人生活用品区分来，从而达到卫生的要求。墨书中的"塸(区)"乃六朝时期钵类器之本名，"共食""众食"则与佛教斋仪有关。六朝墨书瓷器或受汉代墨书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标记影响，与宋元以降的同类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根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得出六朝墨书瓷器曾经直接影响日本的结论。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有令、丞及校长，食有食监、监丞。归义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 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