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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9年袁世凯缺回籍问题，学界深入探讨了其缘由，但对袁世凯遭罢黜之前的史实梳理尚显薄弱，特别是对袁世凯五寿及其影响重视不够。在清末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袁世凯五寿的排场、造势之大，中了清廷上层年轻贵胄们的心。因此，慈禧、光绪过世之后，这些年轻贵胄就肆无忌惮地把矛头对准袁世凯。其次，对袁世凯缺之后的社会舆论反应亦注意不够，报刊舆论对袁世凯缺的认识与同情，正好为袁世凯赚足了社会声望。 出乎清廷意料的是外国媒体所表现的惋惜与遗憾，而此正为之后历史发展埋下深刻的伏笔。放逐袁世凯加重了清末以来本已缓和的满汉畛域，导致满汉僚矛盾激化，是清朝快速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顶藻井音乐图像中包含着许多乐器，这些乐器呈中心对称式排列，是打击乐器、奏乐器和拨乐器的组合，是传统乐器、外来乐器和佛教法器的 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的交流融合及北魏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隋唐时期墓室壁画中大量出现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摆设一条襕道，是汉唐之间人们服饰风格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襕袍形制、襕袍穿着规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记录，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也表现出与隋唐时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关于襕袍起源的记载仍不太明晰，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即宇文护说、马周说和胡服说。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会发现宇文护说似乎更接近史实；考察襕袍的礼制含义，将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类传统服饰形制的关联与西魏北周时期政治背景相，也会发现宇文护说比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这种与礼制相关的人为解释，让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观念中代替了深衣成为华夏衣冠的一部分。4年秋至25年初，为配合大秦铁路的基建项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一处北魏墓群。发掘墓葬15座，形制上包括土洞墓、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有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等。墓群无论是形制还是随葬器物，都具有北魏时期的特征。大同湖东地区是一处规模比较大的北魏平城时期墓葬的集中分布地，早在上世纪8年代，文物考古单位就曾在此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工作，出土过一些十分重要的文物。此次发掘的墓群距离以往发掘过的北魏墓群都比较近，文化面貌相同，同属一期。本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化面貌，扩大了北魏墓葬的选址范围，与历年发掘的北魏墓葬共同构筑了平城时代墓葬文化的丰富内涵。本文利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进行对校，发现释文中有些可以校补的内容，特提出新的解释加以讨论。《等慈寺碑》是唐初刻立的一通名碑，碑文记载了隋末唐初之割据局面，记载了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武牢之战的全过程。从宋始，历代金石着作对此碑都有记载，《等慈寺碑》在书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有北魏碑刻和墓志的严谨法度，又有潇洒飘逸的情致，在唐碑中颇为独特，代表了楷书从魏碑向唐楷的过渡。曹操墓早期盗洞位于后室顶部偏北处，口在南北朝地层之下。盗掘时代应该在曹氏政权灭亡以后不久，即八王之乱时期。这次盗掘曹操墓，是一种政治上的报复，迷信上的破风水，是担心曹氏复辟。盗墓者可能是司马氏的诸侯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阳县高寨乡发掘围坡田洞、观音洞、仓口洞、幺罗寨洞4处岩洞葬，出土海贝、料珠、铜钱、陶片等文物，初步确定其为花仡佬遗存。本文通过分析铭文被刮磨的小子休盨与小子吉父甗铭"仲大师小子"的称谓，得知仲大师乃周幽王卿士虢石父，佐证学者关于虢国墓地M21墓主人虢季为虢公忌父(亦即小子吉父)与M21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的观点，并进一步推证其具体时间应为公元前715年至前77年之间。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历来并不一致，现在的书法史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综合历史上的各种说法，通过归纳可以发现这一复杂现象背后有一定规律可循：对颜真卿书法的赞美主要集中于历代的题跋中，而贬低或较为客观的评价均集中在历代较为规范的书论中。支撑评价的依据集中在颜真卿书法与"二王"的关系上，不同评价者及评价虽角度不同，但所依据的坐标均为在"二王"体系下所形成的一贯审美准则。